黃偉經:《錢選》出版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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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前(1980),我主持《隨筆》編務,結識了舒展。很快我們便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過了四年,即1984年初夏,我進京組稿;蒙袁鷹、薑德明兩位兄長鼓勵,得知錢先生府第地址及電話,於是我有幸到三裡河南沙溝拜望錢鐘書、楊絳二位仰慕已久的學者。從此,開始了同錢、楊兩位老前輩的長期交往。

1986年5月中旬,我又到京組稿。此時, 舒展在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持《大地》副刊編務。一天下午,我去報社找舒展閑聊。他興致勃勃地講起錢鐘書先生的價值。舒展說,當今大陸讀書界和影視觀眾中,知道魯迅、齊白石、侯寶林的,可以說很多、很多,而知道錢鐘書的,則很少、很少!就是在學術、文學和新聞界一些知名人物中,有不少人甚至連我們國家有個大學者錢鐘書也不甚了了。舒展認為錢鐘書不論在國學與西學、古代與現代的「打通」方面,對文化思想史的創見,藝術辯證法的運用,以及文藝鑒賞領域視野的廣闊和比較文學的獨特建樹等諸多方面,都有許許多多新發現、新觀點,大大超越了「五.四」前賢的已有成果。老子說過:「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錢鐘書及其著作,就是這樣的大音大象。

當時我與錢鐘書、楊絳先生交往雖然只有兩年,但對他們已有所了解,並且已經讀過錢先生題簽贈我的他的著作《圍城》、《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和《談藝錄》。對舒展評價錢鐘書這番話,我不僅理解、贊同,而且敬佩。我們談得很投機,簡直可以說「一拍即合」。我們還談到,在港、臺地區和歐美好些國家,早就有學者文化界人士研究、介紹錢鐘書及其著作。在美國,大學文科師生研究錢鐘書的《談藝錄》取得成果的,可獲得博士學位。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錢先生的摯友),首開風氣,帶了四位研究生,專攻「錢學」。這些不就是在向我們國人提醒:我們不應當,也沒有理由在思想文化方面「捧著金飯碗當乞丐」!那天舒展同我的暢談。雖然只有一個多鐘頭,但我覺得,他這次閑談很有意義,當即請求他寫出來。「你想在《隨筆》上發表?那可不行!」「無論如何請你老兄寫出來吧,哪怕讓我們《隨筆》編輯長長見識也好。」

果然,在我離京返穗前兩天,舒展將他寫好的一封近六千字的長信交給了我,並認真地說:「只供一覽,不可發表。」他在信一開頭就清楚講明:首先,咱們得來個「君子協定」:此信決不公開發表。因為,凡是了解錢先生為人的學者或後生,都知道他非常固執地堅持一條則:反對宣傳他。錢鐘書先生一生狷介謹重,只求二字:「默存」而已。舒展曾當面對錢老說:「您這輩子,從裡到外,有點兒像井丹,確實是一副寒士骨相!」錢先生大笑道:「對呀,我生來與富貴無緣!從來以一介布衣為樂事!」無論國內國外,找上門來授予的一切榮譽,他都覺得受之有愧。舒展還為我略舉了幾例,使我永生難忘。

一是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總編纂時,他被告知,今晚有要人接見和盛大晚宴,錢鐘書卻悄然自寧返滬;楊絳問他:「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早?」錢先生說:「今天的晚宴要與『極峰』(即蔣介石)握手,我根本不想參加,就提前溜出來了。」二是1975年錢先生被任命《毛澤東詩詞英文版》的終審。江青為了慶祝譯本勝利完成而邀功,派人派車來請錢先生赴國宴,楊絳出來說:「錢鐘書身體不好,不能赴宴!」來人說:「抬也要抬去!」在僵持不下時,來人只好自下臺階說:「那這樣吧,楊老您代錢老去吧!」楊絳說:「今天保姆放假,我得在家照顧病人。」下午,江青又派人派車來接錢楊夫婦參加國慶游園活動,錢鐘書對來人說:「國宴我都沒參加,怎麼能參加游園?」江青如此這般地碰了一個軟釘子。

八十年代,美國有幾所名牌大學擬授予錢鐘書榮譽博士,並許以高薪,邀他赴美講學,錢老都一概婉拒之。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文聯主席團擬授予錢先生為全國文聯榮譽委員,並頒發金質獎章,亦被恭謹謝絕。九十年代無錫擬成立錢鐘書紀念館,並已選 定館址,錢鐘書托楊絳致函無錫市委負責人,說中央有文件,紀念館不能濫建;於是參與鼓噪,覬覦館長候選人的「錢學專家」的美夢,遂成泡影矣。

再回到1986年關於出版《錢選》的過程。

返廣州後,我將舒展的信在《隨筆》同仁中傳閱,都禁不住叫好,並建議將信在《隨筆》上發表。這時我又收到舒展6月11日航信,雲:「閣下蒞京,如皇軍進邨,掠獲極豐……如要刊出那封長信,務請寄交錢先生審閱,切切至盼!」我了解錢先生的「古怪脾氣」,若寄他「審閱」,必遭「沒收」「封殺」,絕不讓登出來。我認為只能「先斬後奏」。

我起草了一個「按語」,並經花城出版杜總編輯審定,全文如下:

編者按:

此文是作者寫給本刊編者的信。他原是堅決不同意發表的。但是,正如信中所述,「研究錢鐘書」,決不是「個人願意不願意的事情」。那麼,發表這封信,也決不是作者願意不願意的事情。這件事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終於幫助編者說服了作者,同意公開發表。標題是編者加的。我們希望引起海內外讀者的註意。如果能對「研究錢鐘書」起一點推動作用,則幸莫大焉。

隨後,我們就將舒展長信加上標題《文化昆侖——錢鐘書》,與「編者按」一同編入《隨筆》1986年第5期付排刊出。為了盡可能減輕點對錢鐘書先生「突然襲擊」的驚,我提前於8月初去信向他報告,並附上一份已經簽印的小樣,懇求他「諒解」,「寬恕」。當錢先生收到我的信時,此期《隨筆》已在印刷廠壓糢印制中。這使他大為驚駭,於8月22日給我複函道:

月初得惠寄舒展兄文小樣,北京天氣還炎熱。我一邊讀,而八萬四千毛孔都汗如泉湧。先斬後奏,木成舟,米成飯,我回天無力、就也不寫信了,因為我的態度,你不是不知道的。我也不再以不受抬舉的老厭物姿態出現,白費唇舌。當然,我很感謝兩位的苦心盛意。

未料到,《隨筆》刊載舒展信,竟成了我促使錢鐘書先生答應出版《錢選》的「近因」和理由。

1986年10月16日我致信錢鐘書、楊絳先生,謂:「前天給兩老去一信,現在又寫信煩擾你們。這次求錢老支持的,我以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應我們社出版一套《錢鐘書文集》或《文選》? 為甚麼又向錢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十分簡單:讀者迫切需要、時代也要求我們出版部門盡快辦到。直接誘因是:自《隨筆》第5期發表舒展那封長信後,我們已陸續收到讀者來信,要求幫忙購買錢老的著作。我當然知道,近幾年包括我們社在內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錢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沒有點頭。現在又過了幾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選的必要與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現在我謹代表花城出版社懇求您答應我辦成這件事。」

錢先生接信後,即於10月21日給我作複道:

拙著選集一事,首先由香港「廣角鏡」社李國強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其後有「三聯書店」範用同志、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四川人民文學出版社,派人兩次來面洽,我都堅決辭謝。對你的誠意,我也只能按照「決心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則,推卻而且抱歉。

錢老雖說要我「把此事作罷」,但我還是找出讀者要求編輯部幫忙購買錢著的近十封來信,隨即給他長途電話。在電話中,我向他念了其中幾封信讀者的姓名、地址和要求買到錢著的內容,我重申出版他的文選的懇求。並熱切地表示,我打算在近日內專程赴京洽商此事。不知是要求購得錢著的讀者的來信打動了他呢,還是我要求出版他的文選的一片熱誠得到認可,錢老終於初步應允可以考慮出他的文選:「歡迎你來北京,我們見面再談。」

1986年11月,抵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到錢鐘書楊絳二老府上。剛坐下,錢先生就當著楊絳的面,大聲對我說:「我們的冷水潑不滅你偉經的熱心烈火呀!你們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選,只好破例,不給你掃興,我答應下來。」至於如何選、如何編,等他同舒展面談之後再確定。我聽罷,興奮得立即從沙發椅上起身,向錢先生和楊先生鞠躬致謝。並經錢、楊同意,即從他們家中打電話把這個特好消息告知舒展。

舒展當時還未下班。他還以為我是從廣州打來的長途電話呢。我說:「我現在就在北京!錢老就在我身邊!」當舒展聽到錢先生的聲音,這才感到事情是真的。他先是感到不能勝任。錢老婉言激勵,說:「有難處,我會幫你的!你放心編,放手選,這正可以練出並顯示選編者的手眼!」舒展仍覺得壓力太大。我急忙從錢府趕到人民日報他的辦公室,說服他在幹中學;並說這麼好的機會,這麼好的老師,全中國您上哪兒找去!舒展終於答應試試看。然後我們就到報社附近一家小飯館,暢飲啤酒,預祝選編錢著的重托有個比較圓滿的結果。飯後,我立即給花城的老總拍電報:「大喜過望!錢選事已初步辦成,詳情面告。」告別舒展,我懷著一種頗有點得意的滿足感,當天傍晚乘飛機返回廣州。 我回到廣州十來天,就收到舒展的來信,詳述錢鐘書找他交談選事經過。

一個月後,舒展又函問錢先生,「擬請成都二位鄭朝宗教授的高足做助手。」錢先生不贊同,並複信舒展,重申選事要他一手操辦。錢先生此信,當時舒展即複印寄我,今也將其內文中一大段錄出於此:

偉經出花樣,找題目,使兄及我皆不得清靜,造孽不淺。選事兄一手可了,萬勿妄自菲薄,問道於盲。上周得《圍城》德譯者來函,中有一節提到她如何講《管錐編》,可供參考,寄奉一閱。她看出我採用「單位觀念」與分析的方法(例如中國古代文學中是否有西方所謂「浪漫主義」那個複雜現象,我不知道;但西方浪漫主義的一個成分或「單位觀念」、「距離悵惘」,中國古代思想和文藝裡有明確的表達,也許和你作索引,有不約而同之處)。此信請閱畢擲還,因我尚未回答。另有一信,乃此類信中之樣板,是大文(指《隨筆》刊發的舒展那封長信)為我招來麻煩之一例(指向錢老買書)。還有一信,說曾寫信給你,因你未複他,故寫信直接給我。嗚呼哀哉!從今後乃知「人是寫信的動物。」

在編選《錢選》過程中,錢先生不僅修改、審定舒展草擬的所有五卷六冊的編目框架、條目及編者提要,還審覽過我請舒展代撰的,刊於《錢選》第一卷的《出版說明》,而且錢老對舒展的編選工作,始終給以非常認真、細致的幫助和指導。

1987年6月,錢鐘書致舒展信寫道:

承偕偉經過談,甚暢。大駕甫行,郵遞件即至。知偉經急需(指舒展所擬《錢選》編目),遂違「只有抓跳蚤才急不及待」之古訓,盡半日之力,細閱一過,並僭加刪改。求其簡要,點明眼目,而不重述本文。未識當否?即請卓裁。如以為不謬,其它條目,按此命筆。尚有合並數則,增補數處,統希定奪。此事費兄心力,累及嫂夫人,弟罪孽深重,然禍首乃偉經,以此稍減歉咎耳。西諺謂「烈女肯答嘴,即有隙可乘。」偉經皆深知此訣者。

7月,錢鐘書致舒展信雲:

拙著害你費神,我很有罪孽深重之感,只好怨恨偉經,借此吐一口氣。擬目很妥當,我建議把《男女》、《宗教》、《人生》、《權力》四類合並為一:《人事》,把《作家》一類刪去(太多太雜)。暫定框格,一一分別填塞,如格格不入,再作道理。你說何如?我的未刊部分,當找機會呈閱供採擇。

8月初,錢先生又致信舒展:

尊稿看過,想見揮汗苦幹,歉慚之至。已刪改一過,是否有當,統由卓裁。其中鄙見以為瑣小者,皆削去。鄙意以為尚有可補者:離奇荒誕之情節亦須循規蹈矩;文藝作品違反历史事實的容許;天然事物藉藝術而得保存跡象;「農山心境」;政府文告未可盡信;論翻譯;用替代字;「詩無達詁」;大師開宗立派於自己不利。

相隔一周,錢鐘書再致信舒展:

遵選似宜註重於較有「理論」意義者,否則不勝其繁。蓋此等處須兄拈出;若考訂、鑒賞等較具體之章節,學者尚易識別也。且鄙意至多三冊。遵命不「打亂」,故建議前兩冊所採專屬文言,限於《管錐編》、《談藝錄》兩書;第三冊屬白話,將《七綴集》(此書已銷罄,弟擬收回交社會科學出版社重印,但兄如同意弟辦法,弟為照顧花城生意經,可打消原意,因等於重印)中七篇及《宋詩選註•序》用1979年重印本,中有誤漏字,弟亦可改正共八篇合成一冊(《七綴集》中片斷便不插入前兩冊;《七綴集》中刊誤及修改各處,請兄將弟贈本交弟,當為一一錄上)。如此似眉目較清,尊意如何?

為稍補弟刪去之篇幅起見,建議增加:

論「寄托」;藝求能使天然美好事物長存,「不如願」是覺「好」的緣由;發現山水美者常是不得志的人;「學業」與「舉業」。現在的「學習」、「讀書」等,即「學業」又義為「舉業」之一例;夢;是非定於眾寡;得心應手;名教;《管錐編》新補弟之手稿,皆已寫定,以兄故,不敢自祕,但不擬示人;在兄選本問世前,亦不擬公布也。兄卻黃君之請甚當。倘採用《錢鐘書論學文選》為書名,則題簽須命內人重寫。昨日立秋,今晨涼爽,如獲大赦。想兄有同感。

錢先生致舒展此信後不久,就因感冒咳嗽並發哮喘等癥,大病兩個月。為讓他安心治病,舒展即停止將編好的《錢選》書稿呈交他審定。直至1987年11月錢先生給我信中謂:「我的病大致已痊,詳情由舒展兄代告。」同一天我即收到舒展複印轉寄來錢先生寫給他的信。

屢承電話垂註,感激無已。弟病大致已愈,行動亦不致傾跌,惟喉頭炎未愈,又患失眠,日夜稍一用心或有小事待辦,輒通宵轉輾反側,服安眠藥只能睡一二小時。現在兼服中藥調理。但七十老翁,每病一次,恢複之健康即減少一部分,亦如被占領之國家,即幸轉敗為勝,殊難盡複失地。奉告請釋念。

複有兩事須補向兄匯報。中華[書局]擬於明年出第二版《談藝錄》,請弟校正誤漏字(代價為一夜失眠!!)並以補訂交之合在書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七綴集》須應讀者要求,亦於明年再版,請弟校正誤漏,弟僅校正誤漏字,未將補訂者加入(代價亦為一夜失眠!)

臺灣一出版家托美籍華裔學者為「中介」,索取楊絳《堂•吉訶德》譯本再版,已約定。又一出版家托香港出版家向弟索取《宋詩選註》出版(已有盜版,比為「正式」重婚, 異於「私下小公館」)。

爾後,舒展將編成的《錢選》初稿,於1987年11月中旬呈送錢先生初審了一過。不料他又得病,住進北京醫院檢查病因和治療。待至1988年2月出院,他才能夠將舒展與夫人剪貼、整理好的《錢選》全部初審稿,再次由錢老最後審定認可。隨即由舒展用一個大皮箱,由其長子乘民航班機護送到廣州。交我編發付排。

從1986年底錢先生親自確定邀請舒展選編《錢選》,至《錢選》五卷六冊初版平、精裝本於1990年印行,前後历時五年。這期間,舒展與錢先生電話、書信不斷。交往頻繁。為了彼此互通資訊,或承錢先生之意,舒展隨時將錢先生給他的信複印寄我,計有39封之多。近日檢出重讀它們,以及錢先生當年寫給我的有關信件,多少往事又湧上心頭,閃於眼前。

今年是錢鐘書先生辭世三周年,我寫出這篇粗淺的文字,是想借此寄托一個普通晚輩對一代大學者深誠的憶念。

無盡的時間長河,將會消融多少物質形態的東西;然而,錢鐘書先生的精神,他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會變得愈來愈鮮明、崇高。

來源:《民主與科學》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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