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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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京吾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關於「樣板戲」的問題,暗中卻在醞釀一件驚人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關聯,對此,週一無所知。藝術家的心機怎麼也高不過政治家的謀略。周信芳再「進步」,也依然要按照「藝術規律」辦事:他反對在現代京劇中給主要演員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也反對整個上海京劇院停下所有的戲碼,只搞《智取威虎山》一出。可這些意見卻不符合「革命需要」,甚至就是文藝革命的絆腳石。

是絆腳石就要被踢開,災難開始降臨到周信芳頭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加了編者按。正文是這樣寫的:「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個字後面是第15條注釋,文句頗長,大意是介紹《海瑞上疏》創作、演出前後的情況。

周信芳之死

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前後寫了七八個月,多次通過祕密渠道進京修改,據說毛澤東親自改了三稿。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劃的結果。

這一劫,周信芳怎麼也躲不過了。

南周北馬,一個演《海瑞上疏》,一個演《海瑞罷官》,一南一北,遙相呼應,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轟出,倒下一片,如此「節儉戰法」,實乃用兵之道。或許有人問,一篇文章會有如此大威力嗎?寫在這個時代不一定有,寫在那個時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軀如何抵擋得了專政機器?馬連良於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馬連良年長,生命力也比馬連良頑強,當然,也背負了更多的痛楚。

說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細拜讀過,真是才氣逼人,立論、駁論、結論,抽絲剝繭、層層推進;分析透徹、調理清晰;絲絲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氣、才子氣撲面而來,堪稱文章典範。可好文章全沒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處,這就是「戮心」——立論、駁論、結論,都是為了證明一個從來不存在的事實:為彭德懷翻案。

周信芳之死

尾隨姚文元文章而來的是對周信芳的批判。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署名丁學雷的文章:《〈海瑞上疏〉為誰效勞?》;5月26日接著發表署名方澤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到了6月份,對周信芳的批判已經連篇累牘。上海京劇院是「文革」的重災區,八個樣板戲中的六出與上海有關,周信芳置身重災區,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一系列懲罰接跑踵而至,檢討、交代、抄家、批鬥、牛棚、遊街,無一倖免。

恐怖政治的駭人之處是對生活的直接干預,它肆無忌憚地闖入個人生活領地,不論你小心還是不小心,隨時都可能成為專政的對象,這在「文革」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不但可以干預你的現實生活,還能干預你的歷史生活。給周信芳這樣的社會名流找點罪名不是手到擒來麼?比如他和上海灘幫會頭子黃金榮、顧竹軒的來往,給漢奸吳思寶唱堂會。這樣的「罪過」不但非比尋常,簡直就是不可饒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個時代,上海的舞台都由這些「聞人」把持,他不去那裡唱戲如何生存?給吳思寶唱堂會則是被槍押著去的,怎能讓一位藝人掮起國家淪陷的責任?在大義上,他已經力盡所能。但革命家們的信念是極其純粹的,革命意志從不考慮環境、歷史和社會特徵。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歷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別人的歷史。

周信芳之死

生活成了一種罪。 

江青對童芷苓、對周信芳的態度都與其上海的經歷有關。藍苹是一段歷史、一段需要用專政手段掩蓋和抹去的歷史。為此,江青煞費苦心。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發生一起神祕抄家事件,被同時抄家的童芷苓、趙丹、鄭君里、陳鯉庭、顧而已五家。本來這個名單上還有周信芳和於伶,合計七家,沒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為他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紅衛兵抄過多次,且一直有紅衛兵把守;沒有抄於伶的家,則因為他家住空軍招待所對面,而這群神祕抄家的人正是來自空軍江騰蛟手下。抄家原因,從他們的名字就能看出,無不是30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與江青有過交往。江青通過葉群安排了江騰蛟手下去執行,他們對抄家人員要求「絕對保密」,並且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材料、資料。後來,抄出這些「非常重要」的東西——藍苹時期的印記,在江青親自監督下,由葉群、謝富治親手銷毀。1967年11月26日,張春橋親筆批示,18名30年代上海文藝界人士分別被拘留和隔離審查,成為「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軌線修理車上全市遊街示眾;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統「文革領導小組」在上海雜技場聯合召開各造反組織的「打倒周信芳」電視鬥爭大會——此時的電視,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稀罕物,這「最先進」的技術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令人可嘆可笑。1968年4月25日批判賀綠汀時用的也是這一招。

我問過父親,可知當年批鬥周信芳麼?答:知道,斗得可憐啊!再問:如何可憐?答:忘了。答的乾脆,忘的利索。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再殘酷、再荒謬都會被輕而易舉地忘卻,當真,我們是個容易健忘的民族?勒在歷史肉縫裡的那道繩索,怎麼能夠輕易忘卻?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獄,一年之後釋放。他的災難還禍及家人:兒子周少麟兩次入獄,孫女玫玫被嚇瘋,夫人裘麗琳因驚嚇一病不起,於周信芳尚在獄中時去世。這些橫禍都沒能換來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問題上,張春橋明確表態:「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麼我張春橋就是反革命了。像他這樣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干」,「對周信芳,不槍斃就是寬大處理了」。這樣的表態讓周信芳永無出頭之日——1974年秋,雖已是「文革」末期,周信芳卻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給群眾監督」——如果說這是周信芳「罪有應得」,是因為他至死也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徐景賢說:「像周信芳這樣的人,是一定會把花崗石腦袋帶到棺材裡去的。」

周信芳之死

真是條漢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這位創作、改編、整理、移植劇目達二百餘出(其中堪稱經典的劇目就有幾十齣),為中國京劇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藝術大師含冤去世。

湛湛青天,飄蕩著周信芳一縷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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