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檔案裡的另一個「民國斧頭幫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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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九林 

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刺客、殺手,莫過於有「 斧頭幫幫主」之稱的王亞樵。

1935年11月,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遇刺;12月,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殺;1936年10月,蔣介石智囊楊永泰被殺。以上皆是王亞樵策劃所為。此外,王還多次參與了針對蔣介石、宋子文、張群等人的暗殺行動。

歷史檔案裡的另一個「民國斧頭幫幫主」

王亞樵

一、檔案裡的另一個王亞樵

王亞樵因種種暗殺行動而備受讚譽,乃至有「 民國第一俠客」之稱。惟筆者所見到的多份檔案顯示,王亞樵的暗殺行動,似有更複雜的背景。

下面,筆者將這些檔案,按時間順序,逐一介紹,並略作解讀。

(1)吳醒亞1933年的情報

1933年11月29日,吳醒亞密電蔣介石:

「 陳逆任王亞樵為別動隊長,余立奎副之,來滬搗亂。王併入日籍,請日人保護。」[1]

吳醒亞,當時公開的身份是上海社會局局長,秘密的身份是「 幹社」社長——通常認為,這是一個具有中統和CC系色彩的秘密組織,與復興社類似,奉蔣介石為領袖。 「 陳逆」,指的是當時在福建依托十九路軍,脫離南京另立新政府的陳銘樞。閩變期間,吳醒亞的組織,是南京政府重要的情報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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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醒亞致蔣介石密電

閩變期間,陳銘樞等確與日人多有接觸。另據馬超俊(馬與孫科、陳銘樞相熟)披露,王亞樵等人早在1932年「 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已與日本軍方有過合作:

在滬戰之際,日本軍閥詭計百出,在十餘日內,先後發生宋子文、吳鐵城、孫哲生等住宅爆炸案,希圖削弱我抗戰陣營。同時並採取「 以華製華」的卑劣手段,二月九日,敵方唆使陳中孚、陳群、王亞樵、陳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動,由日軍部發給槍支一萬支、機槍兩百挺,以驅逐吳鐵城,奪取上海市政權,造成傀儡地方政府。並決定如吳氏率保警抵抗,即先將其槍斃或逮捕。

是日,各暴動陰謀分子齊集於霞飛路廟福開森路陳群家開會,商定叛變起事各項部署。當夜十二時,有人到我處報告,正值大雪紛飛,奇寒襲人,我急至莫理愛路,密報哲生,請速設法制止,以維大局。哲生立即以電話邀陳群、陳中孚、陳友仁、王亞樵等前來,嚴加詰詢,彼等承認有其事。哲生怒斥此等行為與吳三桂、石敬瑭賣國賣身無異……陳等當即表示服從哲生,取消前議。至天亮,陳等返回,將所集群眾解散。日本最險惡之詭謀,得消弭於無形,實屬國家之幸。旋陳群、王亞樵等亡命海外。 [2]

(2)陳果夫1934年的情報

1934年10月25日,陳果夫密電蔣介石:

接韓人密報,某國天津駐軍司令部密派王亞樵率領部下,攜帶炸彈潛赴鄭州等候鈞座謀刺。並令如該處環境不佳,在漢口或南京云。請防範。

蔣介石接電後指示:

交戴課長笠嚴密注意,並分電河南劉主任(劉峙)、漢口葉司令(葉蓬)、南京谷司令(谷正倫)注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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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果夫致蔣介石密電

陳果夫當時負責扶植韓國獨立運動,與金九等韓國在華志士聯繫密切,故能獲得「 韓人密報」(因為這段援韓往事,1966年,陳果夫曾獲授代表韓國最高榮譽的「 建國勳章大韓民國獎章」)。 「 某國天津駐軍司令部」,即日本天津駐軍司令部。

10月30日,劉峙、葉蓬兩人回電向蔣報告,已遵令命屬下嚴加防範王亞樵。 [4]

(3)1935年,戴笠、吳鐵城的情報

1935年6月19日,戴笠密電蔣介石:

即刻。成都委員長蔣鈞鑒。密。據上海電稱,王亞樵部之馮?部(原註:譯音)與日本浪人現任駐滬武官處顧問山本榮治相識,馮語山本,前王亞樵謀刺宋部長事,即彼所主使。山本乃令馮組織暗殺團謀刺有吉大使,使俾軍部資為口實。因自有吉升格後,軍部對華政策頗受打擊,在華武官均生活困難。已接受山本之委託籌組暗殺團,所有用資悉由山本負擔等語。除飭繼續查報外謹聞。生笠叩。

蔣介石接電後,指示戴笠:「 可密告吳市長,並囑吳間接轉告有吉防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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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1935年6月19日密電蔣介石

電報中的「 馮?」,譯音不完整。從後續的電報中,將會知道,此人的真實姓名是「 洪東夷」(戴笠一度錯寫成了「 馮東夷」)。 20年代,王亞樵在滬以「 上海勞工總會」的名義發展組織,洪東夷即已是其得力幫手。與王亞樵一同參加過閩變的麥朝樞,則稱洪東夷是王亞樵的學生。 [6]

電報中的山本榮治,最有名的事蹟是策動王克敏成為漢奸。 1938年,軍統派刺客制裁王克敏時,同車的山本榮治被擊斃。

電報中的有吉明,於1932年出任駐華公使。所謂「 有吉升格」,係指1935年日本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有吉明成為首任駐華大使。有吉的對華外交理念是「 在推進經濟外交時,尋求解決政治問題的突破口」,反對一再對華實施武力刺激。這讓日本軍方很不滿。 [7]

1935年7月17日,戴笠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情報,密電蔣介石:

上海電稱:山本與馮(東夷)商完,決報酬華幣十萬元,並於事先交馮五萬元。所需用之炸彈、手槍概由山本供給。其進行方法,擬由山本簡請有吉宴會,馮等乘機於有吉赴宴中途或宴罷辭出時刺殺之等語。除已密電吳市長注意並飭原報告人妥為監察馮某行動外謹聞。 [8]

稍後,洪東夷被捕,供出了其代表王亞樵與日本軍方接觸的詳細情節。 1935年8月29日,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將洪的自供書密報給了蔣介石。洪在自供書中稱:

六月下旬,有朱大剛(王之學生上海各部送信交通)偕蔡道和來寓(蔡由港來是王代表,向孫哲生馬星樵二先生處借錢及詢問山本榮治)雲:王請你一事,無論如何你非要為他問一問。廣州四田武官雲:上海山本榮治有要事訪王。 ……次日,東即往北四川路永安里八十四號山本榮治家訪晤。當延見並有影佐武官在座。東即詢其訪王某何事。彼即答請王君一件工作。山本即云:我們日本國社黨組織如何完密,擬派人將有吉明大使打死,請王君發表一宣言,只說是奉蔣委員長、宋委員命令。即詢其王某如何來法。彼即稱趁日本兵艦到上海,住於日本海軍陸戰隊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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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鐵城呈遞的「 洪東夷自述既往史實」

同是「 刺殺日本駐華大使」,戴笠所得到的情報,與殺手的口供,存在一些區別。比如,情報顯示,日本軍方有意讓王亞樵派人動手;殺手則稱山本榮治有意自己來幹,但希望與王亞樵合作,由王出面對暗殺事件負責,並對外稱「 是奉蔣委員長、宋委員命令」。這些區別可能與殺手竭力想要自我洗脫有關,並不影響「 王亞樵與日本軍方存在密切聯繫」這個基本事實。

(4)1935-1936年,戴笠、楊虎、蔡勁軍的情報

1935年11月14日,戴笠密電宋子文:

急。上海西愛咸斯路五百十號宋委員子文先生賜鑑。祺密。 1.據密報日人為法幣問題決利用漢奸積極謀公,請注意。 2.昨據滬捕房密告,王亞樵受日人保護,已於三日前到滬,晚已派員商捕房協緝矣。晚笠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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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王亞樵抵滬,戴笠急電宋子文注意安全

同月28日,楊虎密電蔣介石:

密。頃探悉王亞樵自香港乘日郵船於宥日(筆者註:26日)抵滬。匿住虹口某日人宅內。密與日武官磯谷廉介等接洽。是否將赴北方圖謀不軌,抑或在滬有所勾結,正在嚴密偵查中。容探明再行奉陳。職楊虎叩。 [11]

王亞樵突然自香港回滬,且卵翼於日人保護之下,讓戴笠與楊虎均心生狐疑,不知其目的何在。兩人似乎都沒有意識到:11月9日,日本陸戰隊士兵中山秀雄在上海被人刺殺;11日,王亞樵出現在上海,並非巧合——中山秀雄被殺後,日本政府向南京強勢施壓,中日戰爭即將爆發之流言四起,上海一度全城陷入混亂。

1936年8月,暗殺中山秀雄的刺客被捕,事情的本相浮出水面。該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蔡勁軍「 特急」密電蔣介石:

本日捕獲刺殺日水兵中山秀雄及日僑萱生萱生鐮作兩案要犯朱貴生、陳思明、金道權等三人。據供係受×××等主使,並擬於日內繼續濫殺日僑,以期釀成嚴重局勢,藉圖擾亂等語。 [12]

該月11日,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也密電蔣介石:

昨捕獲暗殺嫌疑犯朱費(貴)生、陳思明、金道權三名,與刺殺日水兵中山日僑萱生案有關。與刺汪案亦有連帶關係。並思製造其他慘案引起中日糾紛。其背景為王亞樵、華克之。現正嚴密訊究,謹電奉聞。 [13]

以上,即是筆者所見王亞樵與日本軍方相關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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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1日吳鐵城密電蔣介石

二、兩粵、西南軍閥的附庸

王亞樵的暗殺活動,長期依附於兩粵(如陳銘樞、陳濟棠、李濟深)及西南軍閥(如胡漢民之西南政權)。

考慮到這些政治勢力在與南京政府對抗時,都曾藉助過日本軍方的力量,王亞樵與日本軍方走得近,其實正在情理之中。如胡漢民的西南政權:

1935年初,日本關東軍開會決定秘密支持西南反對蔣介石的運動,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專程南下,與胡漢民、陳濟棠見面,商談合作事宜。胡漢民在指責日本侵華政策的同時,也同意雙方進行「 經濟合作」。根據《胡漢民往來電稿》中透露的信息,日本人和知、鈴木、宇都宮等多次到廣州,雙方的實際合作包括日方借款幫助西南建立’華僑銀行’、提供軍事裝備等;而西南方面,則允諾撤銷當地取締日貨的機關等。 [14]

此外,通過暗殺日本人,將南京政權推入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軍閥內部也是常見事。據桂系骨幹劉斐披露,1936年夏:

那時兩廣為了反蔣,確有一部分人主張利用日本浪人搞蔣,也在所不惜,……當時且有派翟歧卿到蔣統區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蔣的麻煩的計劃。 [15]

1936年10月,王亞樵被軍統刺殺於廣西梧州。

三、王亞樵未參與刺殺白川義則

1932年4月29日,日本在華軍政要人於上海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慶賀會,遭韓國義士尹奉吉炸彈襲擊。日本上海佔領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身亡,駐華公使重光葵重傷,其他傷亡者甚眾。此即著名的民國「 虹口公園爆炸案」。

近年來,中文世界流傳一種說法:「 民國第一刺客」王亞樵及其暗殺組織,乃是「 虹口公園爆炸案」真正的幕後策劃者。

本文考證認為:「 虹口公園爆炸案」與王亞樵沒有任何關係。

(1)傳言由來:王亞樵的家人與舊部

1949年之前,沒有材料提及「 虹口公園爆炸案」與王亞樵有關。 60年代初,被特赦的沈醉撰寫關於戴笠的資料,提及戴笠與王亞樵之間的矛盾,對王的描述也止於——「 這個人有一群要錢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專幹綁票、暗殺工作。以後一些反蔣的進步人士和李濟深、陳銘樞等便利用他這一組織,進行暗殺蔣介石的活動。」——並無隻字提及王與「 虹口公園爆炸案」有關。 [16]

最早聲稱王亞樵策劃了「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材料,出現在80年代。

1983年,王述樵(王亞樵胞弟)、郭超(王亞樵外甥)撰寫了一份「 文史資料」。二人在文章中寫道:

淞滬停戰,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決定於「 天長節」(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園開「 中日淞滬戰爭勝利慶祝大會」。 ……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兼京滬衛戍總司令陳銘樞懷憤密至上海,約王亞樵、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密議對策。決議搗毀日慶祝大會,洗雪國恥。但距「 天長節」僅十數天,時間緊迫,日本特務又活動頻繁,且日寇規定只准朝鮮人、台灣人參加,大陸中國人不准入內,困難重重。王亞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約朝鮮革命黨人安昌浩在靜安寺路滄州飯店密議(朝鮮亡於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從事抗日,曾與亞樵同隨中山先生),決定用定時炸彈放在台肚轟炸。安昌浩旋於霞飛路寶康里40號寓所與其黨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設計轟炸「 慶祝大會」,特購十磅篾殼熱水瓶,裝定時炸彈帶進會場。 3月28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裝,尹奉吉一手提熱水瓶,一手攜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懷手榴彈(以備定時炸彈誤事即擲手榴彈炸死白川),三人順利進入會場,尹奉吉將熱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視。白川、重光葵二十餘名日酋登台,看時間只有兩分鐘,尹奉吉離開。定時炸彈爆炸,威力頗大,連台帶人轟至半空,計炸斃白川、炸傷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會會長崗村洋勇,日酋共死傷13人。 ……蔣介石問戴笠誰人所為,戴笠答系王亞樵通過支持朝鮮人所為。戴問蔣如何處置?蔣介石令送四萬元給王亞樵,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亞樵,要亞樵書复答謝:亞樵說:‘他(指蔣)擁百萬之眾而不抗日,我們老百姓抗日,無須答謝。 [17]

1986年,王亞樵的舊部朱大剛,亦撰寫了一份「 文史資料」,稱王亞樵是「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策劃者。其文章內容,大致與王述樵、郭超之說相同,且有所「 補充」。 「 補充」部分如下:

淞滬停戰後,日軍決定在四月二十九日「 天長節」假上海虹口公園召開慶祝勝利大會,……由於時間緊迫,中國人又不能進入會場,王亞樵非常焦急,經過反复思考,最後想到韓國流亡在上海的革命組織領導人安昌浩。 ……安昌浩當即表示贊成,決定由中、韓兩國合作共同進行,使用定時炸彈。關於人員問題由安昌浩負責,經費由王亞樵負責。 ……王亞樵派其弟王述樵送交安昌浩四萬元活動費和安裝在大號熱水瓶內特製定時炸彈一枚。又製手榴彈三枚,由王述樵一併交給安昌浩使用。王亞樵又派華克之在會場外了解任務執行的情況。 ……尹奉吉、安昌浩、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務後,王亞樵又送去四萬元慰勞。 [18]

這兩篇「 文史資料」,構成了此後三十餘年來「 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之說的內容主幹。

總結起來,這兩篇文章提供瞭如下四點核心信息:

(1)於虹口公園集會上謀炸白川義則等日本軍政要人的提議,出自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與王亞樵。具體由王亞樵負責執行。
(2)因中國人無法進入會場,王亞樵主動找到韓國反日領袖安昌浩,尋求合作。安昌浩提供了人員支持,王亞樵提供了炸彈和活動經費。
(3)刺殺的方式,是將定時炸彈安置在會場之主席台上(台肚),趁白川等人在台上時引爆。
(4)直接前往會場執行刺殺工作者,是三名韓國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王亞樵組織中的華克之「 在會場外了解任務執行的情況」。

(2)五大疑點,可證傳言之虛妄

揆諸史料,王亞樵的家人與舊部所講述的四項核心信息,沒有一項站得住腳。

疑點一

王述樵、朱大剛聲稱:陳銘樞聞知日軍將在虹口公園召開慶祝會,非常氣憤,故找來王亞樵,商議如何破壞。

參與刺殺白川義則,對任何中國人而言,都是值得大寫特寫的歷史功勳,自我忘卻的可能性極低。但是,陳銘樞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卻無隻字提及此事(該書第六章專談《淞滬抗戰與福建事變》)。 [19]

疑點二

王述樵、郭超聲稱:為破壞日軍的慶祝會,陳銘樞潛赴上海,「 約王亞樵、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密議對策」。

但是,1962年,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在《人民日報》刊文《「 一·二八」淞滬抗戰回憶》,回憶抗日往事,並未提及刺殺白川義則。 1946年出版的《蔡廷鍇自傳》,關於一·二八淞滬抗戰一節,是由蔡本人的日記改寫。截至1932年4月29日,亦即「 虹口爆炸案」發生之日,《自傳》中也無一字提及蔡曾參與策劃該案。通讀全書,同樣無隻字提及「 虹口爆炸案」。直到5月2日,也就是「 虹口爆炸案」發生後的第三天,才有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范志陸來到蘇州,告訴蔡:「 敵方亦有革命黨,聯合高麗革命黨向我們接洽,待敵方開某會之時,仍以炸彈對付。但他每人也要安家費數千元,成功後,仍要路費數千元,可否與其密商,請你決定? 」蔡的回復是:「 現在停戰協定已將簽字,如果系間接辦理,不成問題,如係直接,恐事情不密,就會弄成國際交涉。」但此事並無下文。 [20]

疑點三

王述樵、朱大剛聲稱:王亞樵當時尋求的韓方合作對像是安昌浩。

作為韓國獨立運動史上的重要人物,韓國史學界對安昌浩的史料發掘較為充分,但有關安氏的主流表述當中,並無「 策劃虹口爆炸案」一項。如韓國國家記錄院對安氏生平的描述,僅謂其受「 虹口爆炸案」之累而被日軍逮捕,並不認為安氏與爆炸案本身有關。 [21]

日軍在爆炸案後逮捕安昌浩,有意外成分。日軍最初判斷爆炸案系韓共所為,故前往搜捕親甦的韓國革命領袖李春山(李裕弼),撲空後卻意外等到了來訪李宅的安昌浩。安氏是著名政治活動家,其被捕影響日本的國際觀瞻,故日方一面逮捕安氏,一面對外界解釋安氏的被捕另有原因,「 日當局現信安氏與炸彈案無甚關係」。 6月,安氏被秘密解往朝鮮,據其家屬所聘律師探知,日方沒有尋獲安氏與爆炸案有關的證據,「 將以違犯朝鮮治安法起訴」。日方並未將其當作「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主謀,也不認為該案與其有關,故安氏最後僅被判入獄四年。 [22]

歷史檔案裡的另一個「民國斧頭幫幫主」

獄中之安昌浩

疑點四

王述樵、朱大剛聲稱:因為不許中國人進入會場,故直接前往會場執行刺殺工作者,是三名韓國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

尹奉吉是刺殺行動的執行者,這是眾所周知的。當年的媒體報導、日軍留存的各種檔案、韓國蒐集的眾多史料都認可這一點。

但其餘兩人的「 存在」及「 行踪」,卻大有疑問。

邵雍等學者認為,「 金天山」乃是韓國革命領袖金九的化名。但據金九1932年於申報所刊登的自述,以及其自傳《白凡逸志》,他派了汽車載尹奉吉前往虹口公園,「 乃祝其成功而別」,自己並沒有去現場。刺殺白川義則是壯舉,金九沒有必要謊稱自己沒去現場。至於「 安昌杰」,許多中文資料聲稱其乃是安昌浩的兄弟,但安昌浩並無兄弟叫「 安昌杰」,目前可謂「 查無此人」。韓國方面對「 尹奉吉刺殺白川」一事發掘了很多史料,亦未聞有名為「 安昌杰」者與尹奉吉一同行動。 [23]

此外,此次慶祝會,虹口公園內是有華人的。日軍在爆炸案發生後,即在公園內逮捕了多名華人,後又全部釋放。這些華人的命運,一度成為上海華文報紙關注的焦點。甚至還發生了美國人士因干預日方抓捕公園內之華工而一同被捕之事。 [24]

疑點五

王述樵、朱大剛聲稱:刺殺的具體辦法,是在大會主席台上安裝定時炸彈,另攜帶手榴彈作為定時炸彈失效時的備用。最後的刺殺,乃是由定時炸彈完成。啟動了定時炸彈後,「 看時間只有兩分鐘,尹奉吉離開」。

「 虹口公園爆炸案」是當時的一件中外關注的大新聞,上海是媒體薈萃之地,公園內報導慶祝會的媒體也很多。故事件的還原度很高,眾家媒體對爆炸案的具體過程的報導大體一致。如,《申報》報導:「 後台突然擲來一炸彈,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報》的報導是:「 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擲一炸彈。」日本陸軍司令部公佈的事件情形是:「 有人從祝賀台左後,向台上擲炸彈,爆發閃光。」略言之,整個事件係由尹奉吉投擲炸彈完成,而非王述樵、朱大剛所謂定時炸彈爆炸。尹奉吉當場被日軍捕獲,並不存在利用「 兩分鐘」的間隙「 離開」的情節。 [25]

(3)真實情況:金九與上海兵工廠合作

有上述五大疑點,王述樵、朱大剛等人所描述的「 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之說,其可信度如何,已可想而知。

目前關於「 虹口公園爆炸案」,最可信的材料,乃是金九自傳《白凡逸志》中的記載。與王述樵、朱大剛的敘述不同,金九的自述可以得到許多其他相關資料的佐證。

首先,按金九的說法,行刺用的炸彈來自上海兵工廠,而非王亞樵。金說,他獲悉虹口公園天長節慶祝會的消息後,「 馬上到西門路拜訪王雄(本名金弘逸),要他向上海兵工廠廠長宋式骉聯繫,製造像日本人攜帶的水壺和飯盒形的炸彈」。 [26]

此事,可獲得宋式骉之子所整理的「 宋式骉年譜」的證實。據該年譜,宋式骉接任上海兵工廠的時間,是1931年10月。韓國人王雄(亦即後來的韓國陸軍少將金弘一)自1928年起,即在該兵工廠工作。淞滬抗戰期間,王雄曾為十九路軍提供過情報服務。年譜無一字提及王亞樵及陳銘樞、蔡廷鍇等人參與此事。 [27]

其次,按金九的說法,尹奉吉所使用的乃是「 水壺和飯盒形的炸彈」。王述樵、朱大剛等人則聲稱王亞樵提供的是「 安裝在大號熱水瓶內特製定時炸彈一枚」和「 手榴彈三枚」。

查日軍事後公佈的調查報告,金九的說法是準確的,王述樵、朱大剛等人的說法是無稽之談。日軍報告稱:「 使用之炸彈有兩枚,一位水筒形,一為飯盒形,擲出者為水筒形,飯盒形之炸彈,遺棄於地上未投出。​​」[28]

再次,按金九的說法,此事係其個人單線指揮尹奉吉完成:「 昨天是菜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驚天動地的事,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東寧、李始榮、趙琬九等幾個人能猜測得到。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獨自進行的。」為了保密,尹奉吉出發後,金九才「 到趙尚燮的店裡去寫一封信,交給店員金永麟,要他急速轉交給安昌浩先生,信的內容是’從上午十點左右起請不要在家裡,會有重大事件發生。’我又到石吾(李東寧)先生家去,向他報告進行中的事。」

查金九以英文打字文件向媒體投書《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自承乃爆炸案的策劃者和主使者,同時附有尹奉吉行動前宣誓為國犧牲的相關照片。這些照片,可以證明金九與尹奉吉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素有聲望的安昌浩無辜受到牽連被捕,給金九帶來很大的內部壓力,這是其向媒體投書自承主謀的主要原因;安昌浩訪韓國友人而被捕,亦說明他並不是炸彈案的策劃者(真正的策劃者金九,選擇藏身在更安全的美國人家中)。 [29]

歷史檔案裡的另一個「民國斧頭幫幫主」

左圖為尹奉吉行刺前手持炸彈、胸貼誓書留影;右圖為金九與尹奉吉合影

四、馬超俊晚年的一種說法

「 虹口公園炸彈案」可謂「 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尾聲。中方之上海兵工廠,與金九之「 韓人愛國團」互相合作,遂有此等擊斃日軍大將白川義則之壯舉。

此事與所謂的「 民國第一刺客」王亞樵無關。那麼,王亞樵在淞滬會戰期間,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

前文曾經提及,孫科的親信馬超俊(時任南京市市長),在晚年在回憶錄中,以親歷者的身份,提供過一段資料,內稱「 二月九日,敵方(指日方)唆使陳中孚、陳群、王亞樵、陳友仁、任援道等,在上海暴動,由日軍部發給槍支一萬支、機槍兩百挺,以驅逐吳鐵城,奪取上海市政權,造成傀儡地方政府」 ,馬超俊獲悉此事後,「 急至莫理愛路,密報哲生(即孫科)」,孫科以電話將陳群、陳中孚、陳友仁、王亞樵等人喚來,「 怒斥此等行為與吳三桂、石敬瑭賣國賣身無異」。 [30]

馬超俊的回憶不是孤證。在台北「 國史館」所開放的「 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筆者發現了一份張道藩致何應欽的密函。密函稱:

敬之先生賜鑑。茲據嘯天(筆者註:楊虎)自滬來電如下:「 滬上搗亂者為王亞樵陳人鶴輩,借抗日之名,組織軍隊,冠附十九路軍字樣,以皖籍工人為基本兵士,王任旅長,胡抱一、鄧祖禹任團長。經濟因陳○○另有來源。更擬取兵工廠槍械,聞有為憲兵反對。此等籌備據云已有八成把握,後果實現殊為中央腹心大患。祈即轉呈總座並請敬公火速設法制止。更希為弟嚴守秘密為要」等語。除已電轉呈介公外,茲特錄電陳達,敬祈注意設法制止為禱。 [31]

歷史檔案裡的另一個「民國斧頭幫幫主」

張道藩致何應欽密電

該電報所署日期,是1932年2月12日。馬超俊披露王亞樵等人集會密謀「 驅逐吳鐵城,奪取上海市政權」,是在2月9日。雖然獲取武器的途徑不同,但獲取武器的目的,顯係一事。電報中提及的「 陳人鶴」,即馬超俊所提及的陳群。

當時,十九路軍與中央軍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正並肩合作抗擊日軍,中央軍且交由蔣光鼐指揮,「 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如2月13日,蔣介石曾電告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命其「 對蔣總指揮(光鼐)命令絕對服從」)。此等情勢下,王亞樵等人謀奪上海兵工廠之武器另立山頭,其用心顯然相當幽微。

即便不考慮王亞樵之隱秘用心,姑且承認其搶奪上海​​兵工廠之武器(其侄郭超承認王有此舉)是為了抗日,但此舉亦足以說明王與上海兵工廠關係惡劣,金九與兵工廠之間的合作,自然不可能與王亞樵有什麼關係。所謂「 王亞樵策劃刺殺白川義則大將」,乃是貪天功為己有之說。王實是一與日本軍方長期保持秘密互動的暗殺集團首腦。

註釋

[1](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90300-00009-428。

[2](台北)「 中研院」整理:《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頁。

[3](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188-123。

[4](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189-072。

[5](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31-098。

[6]王述樵:《王亞樵生平活動紀略》,收入《合肥文史資料(第3輯):王亞樵》,1986年,第1—26頁;麥朝樞:《軍統刺殺王亞樵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14):特工組織(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81頁。

[7]劉傑:《日中關係中的「 中國通」外交官——芳澤謙吉、有吉明的時期》,收入《對立與共存的歷史認識:日中關係15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302頁。

[8](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39-012。

[9](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47-045。

[10](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144-010101-0002-058。

[11](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59-097。

[12](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17-168。

[13](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17-169。

[14]陳紅民:《在朝與在野:1932—1936年胡漢民與蔣介石之關係》,(香港)《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

[15]劉斐:《兩廣反蔣「 六一事變」》,收入《機詐權變:蔣介石與各派系軍閥爭鬥內幕》,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頁。

[16]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眾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頁。

[17]王述樵、郭超:《王亞樵生平活動紀略》,《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89頁。

[18]朱大剛:《回憶王亞樵片斷》,《合肥文史資料》第3輯,1986年,第111-116頁。

[19]《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27頁。

[20]《蔡廷鍇自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298頁。該書1946年由自由旬刊社首次刊印。有某些文章,拿這段文字來「 證明」王亞樵策劃了「 虹口爆炸案」。這當中存在如下幾個問題:(1)這段材料發生的時間,在「 虹口爆炸案」後三天,蔡身在蘇州。蔡該部分之自傳,取材自其個人日記,當無可能搞錯日期。 (2)按蔡的記載,當時是「 敵方革命黨」和「 高麗革命黨」聯合與之接洽。所謂「 敵方革命黨」顯然是指日本方面的某些反政府組織。這些細節,與「 虹口爆炸案」不符。 (3)此事在蔡之《自傳》中沒有後續。如果這段文字所言即著名的「 虹口爆炸案」,《自傳》無後續記載,顯然是不正常的。 (4)《自傳》中這段記載,並無一字提及王亞樵及其暗殺組織。

[21]在頁面http://www.archives.go.kr/next/viewMain.do 中,搜索「 安昌浩」之韓文名字,可得到諸多相關信息。如http://theme.archives.go.kr/next/pdf/news_2011_4/2011_4_6.pdf。

[22]《〈申報〉有關韓國獨立運動暨中韓關係史料選編(1910—1949)》,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327頁。

[23]金九:《虹口公園炸彈案之一函》,《申報》1932年5月10日。

[24]《西報記載各情》,《申報》1932年5月1日轉載《大陸報》消息。

[25]《〈申報〉有關韓國獨立運動暨中韓關係史料選編(1910—1949)》,第305—327頁。

[26][韓]金九著,宣德五、張明惠譯:《白凡逸志》,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1頁。下文引自該書者不再贅注。

[27]宋式骉年譜,見《宋式骉詩詞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109頁。

[28]《上海炸彈案原委:日本公佈經過》,《國聞周報》1932年第19期。

[29](台)「 中研院」整理:《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頁。

[30](台北)「 中研院」整理:《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第108頁。

[31](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檔案」,數位典藏號:002-110300-00011-005。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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