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真的可以從懷裡掏出一大疊銀票嗎?

觀點 lucy 2周前 (11-25) 14次浏览

文:吳鉤 

金庸的其他小說極少寫到銀票,但在《鹿鼎記》裡,銀票成為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韋小寶的懷裡每天都揣著一大疊銀票,行賄時掏出幾張,不管是宮中太監,朝中大官,還是江湖好漢,幾乎沒有一個不被銀票降服的。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韋小寶生活的清代前期,哪裡有什麼銀票?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發行銀票的票號呢。

中國第一家票號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在清代道光初年(1820年之後),比韋小寶時代晚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據民國燕京大學陳其田教授的《山西票莊考略》,「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昇昌顏料舖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北京日昇昌顏料鋪改為日昇昌票莊,專營匯兌。」「日昇昌」就是中國的第一家票號。

票號的經營業務包括存款、放貸、匯兌、代辦結算、發行銀票等,跟銀行差不多。所謂銀票,就是票號開具的存款憑證。由於票號對銀票的兌現採取「認票不認人」的原則,即某票號發行的任何一張銀票,不管任何人持有,都可以到該票號的所有分號兌換成白銀。銀票因此獲得了流通的功能,人們都將銀票當貨幣使用。

雷履泰成功創辦「日昇昌」票號之後,眾多資本雄厚的山西商人紛紛仿效,開設票號,人稱山西票號,或晉商票號。這些晉商票號的總部,多設在山西平遙,這個不顯山不露水的小縣城,隱藏著一大批中國的早期金融家,以及大量金融機構,可謂是大清國的「金融中心」,「東方的華爾街」。

韋小寶真的可以從懷裡掏出一大疊銀票嗎?

晚清京師的票號、錢店、香蠟鋪還發行一種叫做「錢票」的紙幣,「錢票寬二寸許,長約五寸,中記錢額,蓋方印,左角又蓋發行各鋪之圖記。票額至不等,都凡七種,有一吊者,二吊者,三吊者,四吊者,五吊者,六吊者,並有十吊者」(徐珂《清稗類鈔》)。

然而,由於錢票的價值全憑錢店、香蠟舖的信用,不具法償地位,一旦發行錢票的商家不講信用,錢票便形同廢紙。事實也是如此,每年年終或端午、中秋前,都有一些商家「歇業潛逃」。可以想像,這種無信用的「信用貨幣」必被使用者淘汰,果然到清末時,錢票已「日漸消滅」。山西票號由於信用極好,則在晚清迎來發展的輝煌期。

守信用,是山西票號的顯著特點,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晉商篤守信用。」晚清庚子事變期間,北京的山西票號遭受亂民洗劫,連賬簿都被付之一炬。沒有賬簿,票號便無法核算存款數目,也難以核對儲戶資料。但山西票號還是決定:只要儲戶持存摺到票號,便可立即兌現存款,不用核實賬目餘欠,也不管銀兩數目多少。

山西票號雖然因此損失慘重,卻藉此樹立起響噹噹的公信力。經歷過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號掌櫃李宏齡後來回憶說,「至是之後,(票號)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足可信,分莊遍於全國,名譽著於全球」;「不獨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場大員無不敬服。甚至深宮之中亦知西號(山西票號)之誠信相符,不欺不昧」(黃鑑暉等編《山西票號史料》,山西經濟出版社)。

我們想說的是,票號的輝煌期、銀票的興盛期,是在晚清。韋小寶要生活在清代中後期,懷裡才可以裝上一大疊銀票。而在「日昇昌」票號出現之前,至少從史料方面來看,中國是沒有票號的,當然也就沒有相當於貨幣的銀票。我們今天看以明朝為歷史背景的古裝劇,常常可以看到,劇中人動輒就掏出一疊一疊的銀票,這是創作人員不了解歷史所致。其實明朝人寫的《金瓶梅》等世俗小說,都只寫銀兩,從不提銀票。清代中後期產生的世俗小說,才常常提到銀票。

不過晚明時候,倒是出現了一種「會票」,明末的陸世儀說:「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陸世儀《論錢幣》)會票實際上就是甲地匯款、乙地兌現的票據,功能與銀票差不多。

但是兩者的差別也非常大:其一,開具銀票的票號,是金融匯兌專營機構;會票則是個別商號兼營,這些商號在京師與家鄉之間常有錢款往來,因而順道兼營白銀的匯兌。

其二,票號打出的廣告是「匯通天下」,一些大的票號,分號遍布國內各大城市與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鮮、俄羅斯、印度、新加坡、英國等華商密集的國家,也設有票號分號,因此銀票的匯兌非常方便,差不多可以作為貨幣流通;而會票由於是個別商號順便兼營,分號有限,匯兌不便,流通功能也就受到限制。不妨說,會票乃是銀票的初級形態。

韋小寶真的可以從懷裡掏出一大疊銀票嗎?

總而言之,那種可以像貨幣一樣使用的銀票,韋小寶時代是見不到的。從明代中後期到清代前期(韋小寶生活的時代),人們的日常瑣碎交易一般都是使用銅錢,佐以碎銀;大宗交易則用銀錠。但以白銀為支付工具,使用起來的麻煩程度超乎我們的想像,不但因為白銀沉重,異地搬運困難,而且,白銀在中國基本上都是以稱量貨幣的初級形態流通於市場,明清政府似乎一直都未曾設想將白銀鑄成規定了面值的銀幣、銀元,以政府信用發行,直至清末時才出現光緒銀元。

作為沒有完成標準化的稱量貨幣,有一個天然的缺陷:交易時需要鑑別銀子的成色、稱量銀子的重量。因為一些私鑄者在銀子中加入錫、鉛等普通金屬,冒充足銀。高純度的銀錠在熔鑄—冷卻過程中,會形成水紋一樣的紋理,因此稱為「紋銀」,但市面上許多「紋銀」卻是偽造的,給交易造成了額外的麻煩。就算不計較作偽的問題吧,由於鑄造技術與衡器本身的原因,民間各個爐房、銀號各行其是私鑄的銀錠,成色與重量都不一樣,號稱足銀的未必就是足銀,號稱十兩的也未就是十兩。交易的時候,還得驗看、衡量。

而且,各地、各行業用於衡量銀子重量的衡器標準也不統一,比如在湖南號稱「一兩」的足銀,按清代的國家庫平,卻只有八錢一分一厘七毫。因此,在大宗交易中使用白銀結算,實際過程非常複雜,不但需要驗看銀子成色,稱量銀子重量,還要換算量衡標準。如果是長途貿易,更加麻煩,需要使用人工將沉重的白銀從一地搬運到另一地,為了保障途中安全,又需要雇請保鏢。

假如這個時候出現了以白銀本位的銀票,或者國家發行標準化的銀幣,那麼這些額外的交易成本將會大大降低。然而,從晚明至清代前期,在海外白銀大量流入、成為通用貨幣之後,居然沒有出現使用起來更便利的銀幣或銀票,所以我對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對「康雍乾盛世」的商業發達程度,是非常懷疑的。

 

本文摘自吳鉤《原來你是這樣的大俠:一部嚴肅的金庸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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