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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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夏天,70岁的麦海华看着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阵地,节节退败,分崩离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联会以来,32年来他不曾离开这个组织。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权利,相信循序渐进的转变,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样,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胶或死板,但眼下争论似乎已经显得可笑。

和面对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团体与政治组织一样,支联会一度以退为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绝批准维园烛光集会之后,今年他们曾宣布不发起集会、关闭六四纪念馆、包括麦海华在内的7名常委辞职、遣散全部职员、仅7名常委留守——种种举动,一度希望减低风险,延续组织。但暴风依然呼啸。建制政客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不曾停止抨击,罪名从最初指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到全面谴责这组织“反中乱港”,以及他们受“海外势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势力。8月底,警方更根据国安法第43条,要求支联会在两周内提交职员名单、会议记录和2014年以来收支。支联会的退守也到此刻为止。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狱中的李卓人与何俊仁之外,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警方索要资料的依据不足,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资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邹幸彤及支联会的罪名均升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后,已身陷囹圄的她透过法庭自辩、书信多次公开声明,支联会作为六四精神的延续者、六四记忆的守护者,必须在此刻与政权进行一场“光明正大的辩论”,自己不会认罪,亦不后退,更鼓励支联会会员捍卫组织立场,坚持抗争,不要主动解散。其言铮铮,无法力挽狂澜,但应了支联会32年来“守护记忆,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人”的承诺。

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2021 年 9 月 7 日,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向媒体发表讲话,然后向警方致函,拒绝他们在香港警察总部的信息请求。(美联社)

民主的黄金年代

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诞生于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澎湃情绪之中。与“反中”相反,麦海华说,十数个组织当时之所以汇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组成联合会,是一种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情绪。

“那时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来支持学生,甚至演艺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声献中华,在跑马地搞的,筹了一千多万,打算去支持学生。”麦海华回忆,众人心系大陆人民,又义愤于北京镇压学生,激昂的情绪最终汇聚成一个持续的组织,背后是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

如今,暴风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纪70年代?麦海华觉得,似曾相识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实八九民运之后,有很多人离开,觉得共产党这样,我们要走了,不能和他们在这里斗下去,但我们这班人选择留下,是因为有盼望,觉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麦海华回忆。

留在香港做点什么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当时麦海华刚入读新成立的香港佛教书院,读预科。学校刚创校,没有包袱,气氛自由,麦海华什么课都去试听,下课和朋友们一起啃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书。

“我有一班同学,对哲学很有兴趣,殷海光的《怎样判断是非》,黑格尔的《逻辑学》,罗素的《分析哲学》,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们都照啃的,”麦海华说,后来大家把目光转移到现实中的家国社会,恰好有同学认识当时在浸会大学历史系教书的南来文人许冠三。

中共建政前后,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迁香港,其中有钱穆和唐君毅等史学家、哲学家,也有当时20多岁的青年余英时、许冠三。 70年代初,许冠三出版月刊《人物与思想》,却因立场批判,不亲近左派,被发行商封杀。麦海华遂和同学们一起帮忙,把杂志搬运到报摊分发,许冠三又给这群中学生开小灶,讲中国近代史。

共产党的发源、反右运动、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 愈发认识中国,麦海华愈关切,他坚信,中国未来要变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党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独立,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和腐败。

“我们是爱祖国的学生,爱土地和人民,但对政府和政权的做法很有保留,共产党的管治有很多贪污、腐败,政策经常转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麦海华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香港大学社工系,在火红年代参选学生会,打败长期当选的国粹派,成为港大第一届反共的学生会会长。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块中酝酿。一方面,教会组织结合本地力量,服务贫困基层,改善房屋医疗,一些小区组织开始形成。很多年后因发起占领中环运动而被公众熟悉的牧师朱耀明,当时刚刚投身神职,他20多岁,在被称为香港红灯区的柴湾区每日服务基层。从小失去父母、遍尝困苦的他意识到,要改变贫困不能单靠祈祷,还要真切协助百姓去谋取政策的改变。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腾飞,教育普及,一些专业人士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开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华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70年代,作为小学校长,司徒华带领协调一众教师,展开了文凭教师薪酬事件的抗争,与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终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个独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齐放。面对79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人们开始为香港前途出谋划策。中英谈判没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回归而表态,1984年底,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敲定香港以一国两制的安排移交中国,此后香港管治依据《基本法》进行。

但如何撰写97之后的小宪法?北京开放了一定程度的信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让草委员在港发起《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当时已晋身立法局议员的司徒华、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均被视为爱国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员,而麦海华则作为社福界代表,加入咨委会。在香港本地,那数年各派人物也积极争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选举。1986年年底,司徒华、李柱铭等发起“民主政制促进联会委员会”,简称民促会,那是一个由91个不同的社运、压力团体组成的平台,例如朱耀明作为宗教界代表,麦海华作为社福界代表等。

当年11月,民促会召开了著名的高山会议,所有联会团体和300多名《基本法》咨委会成员一同出席,设想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会议表决通过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选举要有一半议席由直选产生。

很多年后,在个人回忆录《大江东去》中,司徒华忆述当时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后被称为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时清晰阐述了他“民主回归”的立场:“我对回归的立场非常坚定。第一,在民族立场上,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由于鸦片战争而割让英国,是一个国耻,早应收回香港。第二,百余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现在回归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

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2001 年 4 月 13 日,香港联盟主席司徒华手持新书《中国六四真相》。(美联社)

麦海华后来总是怀念,他印象中那个黄金的80年代。关心中国的他留意到,胡耀邦执政期间,为右派平反、恢复名誉,邓小平主张废除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和政企分家等。1984年1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写信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希望北京保障97后香港的民主自由,赵紫阳罕见亲笔回信:“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就在如此黄金年代,八九民运,爆发了。

彻头彻尾的爱国者

黄志强记得,1989年5月,整个香港都在沸腾。

他当时20岁出头,在地盘做工,很关注北京情况。当月13日,北京学生写下绝食书,宣告“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黄志强感觉义愤和不忍,开始去游行,去声援。

在香港土生土长,小时候别人问他是哪里人,黄志强答:“英国籍”。他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感觉不到浓烈的国族情绪,直到1989。“是八九那场运动,真真正正挑起自己是中国人的(情绪),因为见到上面的同胞,你就会直接变成是其中一份子…… 直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最快反应的是香港学生。当年4月,香港学联已经派人去北京,发现在天安门前静坐的学生需要食物、衣服、帐篷,就在香港发起筹款。5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戒严,政权以高压手段响应和平集会,香港民众愤怒了。当日晚上,尽管挂起八号风球,数万香港人依然聚集维园,在暴风雨中游行到新华社,抗议强权镇压平民。

5月21日,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在2019年运动之前,那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从中环遮打道出发,横跨整个港岛,走到北角,又走到跑马会集会。司徒华在回忆录中记载,民促会在集会中决议,扩大民促会组织,支持北京学运,由此,“全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委会”就在百万游行中成立了。

“支联会的成立是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延续。”麦海华认为。

黄志强很快成为支联会的义工。当时全港动员,小巴司机、的士司机纷纷挂出旗帜参与义载,乘客的收入就成为捐款,街市菜档也卖菜筹款。他穿着写有“爱国爱民 香港精神”的支联会T恤去义工,司机都不肯收他钱。

一度,无论左中右的团体都加入了支联会。为了筹款,支联会常委岑建勋想到发起一个大型文艺晚会。很快,5月27日,他们在跑马地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几乎所有香港影视界艺人都前往表演,梅艳芳、邓丽君、罗文、谭咏麟等数十明星聚集一堂,一晚筹集资金1300万港元。

不料,情势急转直下。6月3日晚上至4日清晨,大批解放军驾驶坦克,从北京城外开进天安门附近的木樨地,向市民开枪清场,血腥的现场画面通过仍留在当地的记者传回香港。许多市民一宿未眠,通宵看电视直播。翌日早上,民众随即赶赴维园进行“黑色声讨大会”,整晚未睡的司徒华在发表完演讲辞之后,晕倒了。

回头看,无论对于中国大陆抑或香港,六四镇压都标记了历史上一次剧烈的急转弯。从此,司徒华、李柱铭等不再被视为统战对象,他们与中共决裂,离开《基本法》草委员;在民主回归的道路上,香港此后经历了漫长的迷失和波折,激进的声音后来倡议香港不再关注大陆民主情况,甚至主张香港独立,而另一些声音则希望在民主回归和香港独立之外进行第三种想象。在大陆,中共随后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透过经济开放和人口红利,实现了财富爆发式的增长,逐渐走上了经济实力结合威权管治这一始料未及的发展模式。

如何响应六四镇压,如何看待中共,又如何处理中港关系?六四事件之后,社会上涌现不少声音,激进的如买军火反攻大陆,挤提中国银行以冲击中国经济等。这些声音,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的勇武对抗和抵制中资的手法,隔着30年遥遥呼应。

支联会并没有吸纳这些声音。面对挤提中国银行的呼声,港英政府当时邀请司徒华和李柱铭,透过香港电台呼吁不要挤提,认为“这会破坏香港经济”,“伤害香港市民和中国老百姓”,二人做出了呼吁。

“支联会刚成立的时候,出了几期《民主潮》,提出很多激进的言词,要推翻共产党政权。后来我们发觉这样不可以,会让支联会作为一个团体,根本无法可以长远运作下去…… 如果你呼吁推翻中共政权,呼吁暴力革命,我们手无寸铁,无办法可以做。”麦海华回忆,“我们后来我们收窄了,太激进的人离开了,稳健一些的工会、团体、民主派组织做(支联会)骨干。”

承受了六四镇压的冲击,香港民主派的取态依然是抨击中共、同情中国、争取中国民主化。当时,西方多国涌现经济制裁中国的计划,民主派并不同意。90、91年间,美国计划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李柱铭作为港同盟创会主席,前往美国游说不要取消,要给中国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但同时要保障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地位。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规定97主权移交之后,美国在经济待遇问题上,将香港和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同一年,邓小平南巡,重申高举经济改革的旗帜,并很快表明要加入WTO。伴随着2001年成功入世,中国经济此后实现了惊人的飞跃,制裁中国的声音减弱衰退。

“制裁很难搞,怎么说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北非小国,除非它本身不稳定,但之后邓小平南巡之后,要入WTO,整个局势不一样了。”蔡耀昌回忆说,当中国说要和世界接轨,西方国家开始享受“世界工厂”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幻想着透过全方位接触的交流,“去改变中国”。

麦海华觉得,司徒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司徒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他会认为问题由中国自己解决,外国有本身自己利益考虑,他们的利益未必一定和中国利益一致,他们做什么也不到我们干涉影响,”麦海华说,“我们应该在自己岗位上,实事求是,看如何争取逐步改善。”

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2021 年 5 月 30 日,麦海华在六四纪念馆。(路透社)

incremental changes

回头看,支联会30多年来的工作,扎根香港,逐步推行。赞美者欣赏它的稳定如一,每年坚持在维园举办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以至成为香港一种共同的政治仪式、集体回忆;不过,即使在民主派内部,批评者也不吝啬指出该组织僵化老套,在坚守六四记忆之外,对于实现民主中国的目标,失去了现实的举措和路径。

最初数年,支联会工作繁重。迫在眉睫的是救人。一方面,香港各派人物秘密发起“黄雀行动”,协助民运人士抵港,在港申请签证后,再移居西方国家。除黄雀行动外,民运人士也透过自己方式逃到香港求助。

在港等待签证的时间,短至数月,长达数年。“当时支联会有一个人权基金,他们来了,让他们在西贡等地方居住,隐姓埋名,我们接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去外国之前,会给他们一些生活津贴,但之后要靠他们独立生活的了。”麦海华回忆。

牧师朱耀明当时参加了黄雀行动,他同时也作为支联会常委,协助民运人士。朱耀明接受BBC等媒体访问时表示,参与行动的有四支队伍,前后总计400多个民运人士经香港抵达外国,其中约1/4经黄雀行动负责,另外人士为自己偷渡。

整理档案也是一大重点。麦海华和夏其龙神父合力,出版了四本大书,分别整理了当时各大报纸的“头版专辑”、“广告专辑”、“文章摘录”和各种评论——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数据库的年代,这四本合集为八九民运中的香港舆论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底稿。

“我们也发觉在香港出的单张不能让大陆看到,那就要突破新闻封锁,要将东西寄回去,”麦海华回忆,当时还没有牢固的防火墙,中港之间靠信件传递信息。香港市面有出售大陆的“地址簿”,义工们就把宣传单张、新闻等排版、印刷,再用简体字写上地址簿上的地址,大量邮寄。不时有大陆市民回信问,能否定期寄信息给他们。

“头几年,我们做很多活动,工可以不开,但不可以不搞活动。”黄志强记得,最繁忙的时候,支联会每周末都派义工去公园办八九民运的巡回展览,最终几乎把全香港的公园都借用过。

悼念六四的大型活动,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节奏。4月清明节时,给死难民运人士献花,之后办一系列讲座,介绍大陆的公民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5月时众人放风筝——当年北京学生正是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以干扰军方直升机的高空监视。到了六四纪念日当天,早上发起游行,晚上则在维园办大型烛光晚会。

“我们相信incremental changes(循序渐进的变革),逐步的改善,”麦海华说。年复一年,和平有序的烛光晚会,逐渐成为香港政治活动的典型代表,许多普通人第一次参加公民集会,第一次表达一种政治要求,都是从维园晚会开始。

随着本地政治图景愈发成熟和多元,各种政治团体也常常在维园外摆街站进行宣传和筹款,反对悼念六四的亲政府团体也同场表达抗议——在悼念六四之外,六四晚会慢慢化作了港人每年政治情绪的风向标。

经历了最初浓烈的情绪之后,烛光晚会的参加人数一度减少,每年仅仅数万人参与。零三七一50万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之后,六四晚会见证了人数回潮的小高峰。不过,真正的高峰出现在2009年,支联会统计当年15万人来到维园,这也是警方数字最高的一年,12万人出席集会。

当时适逢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港人对中情绪出现逆转的一年。“2008年汶川地震,是香港人对中国观感的转变开始,香港人捐款很多,但最后发现有豆腐渣工程、贪污,这件事令香港人对大陆之后有明显转变。”梁锦威说。再加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大量游客赴港抢购奶粉、双非孕妇增加等,根据民意调查,香港人的中国人身分认同在九七后逐年上升,至2009年首次降低。

早于大学期间,梁锦威就活跃于学生会,和支联会合作,发起学生绝食,悼念六四。他生于1985年,中学时就约同学一起去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他总是说,对他和许多同龄人而言,悼念六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未必有很复杂的情绪和爱国感受,而是(因为)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的投入,又或者是当年北京学生争取民主的要求,觉得我们需要传承下去,是一种对民主要求的传承。”梁锦威说。

2011年,梁当选为支联会常委。随后几年,香港本土思潮涌现,骂支联会的不再只是保皇党,在非建制阵营内部,对支联会的存在和纲领也出现了争论。

对于循序渐进的变革,人们越来越不耐烦了。

“释放民运人士,平凡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是支联会自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工作纲领,此后在烛光晚会上,群众在烛海中年复一年的高呼要求。后来,人们开始思疑,口号喊了20多年,到底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又能否“建设民主中国”?

雨伞运动的败落以消极的方式响应了疑问。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并没有博得北京的妥协,习近平的强人政治,以及中央对北京重申“全面管制权”等一系列动作,让人们感觉不仅“民主中国”的目标遥不可及,就连香港自80年代被承诺的民主进程,也充满困难险阻。

人们开始质疑,香港民主运动是不是应当放下六四包袱,更着眼本地。2015年,雨伞运动后的第一个烛光晚会,学联首次表示不参加晚会,时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表示,他们不满的正是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这一纲领,他们指出每年一次喊喊口号,“只是声援、不是建设”。

同样是80后的邹幸彤,也有相似的感受。长年一边做支联会义工,一边在大陆全职从事劳工NGO工作的她,在2015年决定返回香港工作。与不少年轻人一样,她同样不满当时支联会的工作进展,不同的是,她选择的是进入其中,尝试变革。

“我的出发点是,中国一定要民主化,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好的,而且中国不民主化,香港一定无运行。”邹幸彤说。

“Mission太大,认识不够”

与许多香港人一样,邹幸彤的政治启蒙,始于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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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路透社)

她生于1985年。接受《立场新闻》专访时她表示,小学开始母亲年年都会带她参加烛光晚会,在集会现场,她感受到“有人为理想献出了生命”;后来她到剑桥大学攻读地球科学,每逢六四纪念日,必留在房间看支联会的晚会直播,一个人悼念。

在大学期间,她认识了流亡英国的八九民运人士,更深入理解六四,对政治、公民社会和人权议题的兴趣也愈发浓郁。2010年,她中止博士进程,回到香港,开始帮支联会做义工,不久后去大陆NGO“中国劳动透视”工作。

再次回港之前,邹幸彤在大陆劳工维权领域工作了五年,更深入理解大陆肌理,和不同组织建立了联系。重新审视支联会的工作,她发现机构在“支持爱国民主运动”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自2000年初互联网出现之后,“反新闻封锁部”的邮寄工作就没有继续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防火墙,“起码可以教大家如何用VPN”?又例如,尽管目标为建设民主中国,但时隔多年,机构和大陆相关组织联系并不密切,也不够掌握公民社会最新发展。

她尝试变革。2013年,她第一次尝试参选支联会常委,没有被选上。她明白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推动一些改变不容易,另一方面,自创立之初,司徒华一向重视机构的反渗透工作,在人事上相对保守。直到2014年,她成功当选常委,翌年,她返港工作。当时,她已经在港完成法律学位,开始大律师实习。

对于支联会,她想做的事很多。一方面,对于中国异见人士、政治犯的支持方面,加强不同联系,同时在香港引起更多人关心大陆政治情况;另一方面,在机构内部也推动退修,大家多讨论支联会的最终目标,是否第一位仍然是争取建设民主中国,如何争取。

“不容易,知识或行动上有很大的gap,早年有很多新闻的补充,后来就不太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事,信息的gap越来越大,”邹幸彤说,六四事件过去快3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香港,现状都发生了很大转变,支联会仍然坚守着意义重大的使命,但“Mission太大,认识不够”。

“如果你30年不能回去大陆,你真的摸不到,可以帮的人在哪儿?”她感慨。

那数年,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和舆论环境都快速收紧,媒体审查越发严重,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打压,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此后香港资金和外国资金愈发难以自主大陆机构。同时,威权管治快速蔓延到香港,香港本土情绪愈发浓烈,司徒华在上世纪80年代所期待的“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的愿望,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对中国认识)补课的速度怎么都比不上整个信息消息的速度。”邹幸彤感觉,招募义工参与支持大陆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一方面因为危险,另一方面,港人也愈发不关心大陆情况。

到最后,她独力承担了相关的工作,走进了“一种单打独斗的地步”。到了2019年,一个人守住的阵地,也被倾覆。当年年初,她去大陆通关时被拦截,此后不能入境大陆。

不久,反修例运动汹涌爆发。大规模和平游行遭受政府漠视之后,30年前边缘的勇武和制裁手法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支持和平合法的“和理非”和支持暴力抗争的勇武派达成一致,形成了“和勇不分”的局面;一些政治人物抛下了“同情中国”的包袱,以不同方式游说西方国家制中共或香港官员,以博取更大筹码,让政府听取民间要求。

对此,中共的响应是更高压和直接的政治清算。2020年6月30日,由中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没有经过任何咨询,直接纳入《基本法》附近三在港实施。在以暴动罪、纵火罪等原有刑事罪名拘捕上万名前线示威者之后,政权再以不同国安罪名,检控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和承载最大反对声音的媒体《苹果日报》,70年代成立的教协、2002年成立的民阵,2019年运动中成立的612基金,纷纷在不同压力下宣布解散。

香港公民社会,剩下的似乎只有支联会了。

如果我们还能去尝试申请举办这样一个集会

2019年11月底,蔡耀昌独自去了一趟北京。

八九民运之后,他加入民主党,2004年开始当选支联会常委,很长时间不能入境大陆。直到2016年,北京表示放开对香港民主派的入境限制,让他们重新申请回乡证。

“我心里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再去北京看看,”蔡耀昌说,他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又会见了一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他感慨过去30年,世界经历了很多转变,一度,他看到中共“有一个过程是在想去改变一党专政的”,到了今天,一切大退步。

“习近平这十年将所有事情返转头,”蔡耀昌说,支联会一直抨击“一党专政”,2018年中联办时任主任王志民曾回应指,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不是一党专政,是“多党合作制”,“现在《宪法》第一条就直接插回去,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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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路透社)

民主爱国之路是否走到尽头?如何推进中国以及香港的民主化,在2021年的此刻,成为悬浮高空的巨大问号,就连保存支联会,也必须承受巨大的风险和压力。

在一系列退守举措之后,建制力量仍没有停止追击。8月20日,《大公》、《文汇》引述消息指支联会或涉违《港区国安法》,警方正积极跟进调查,并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其会员团体。之后消息一度传出,支联会常委已开会通过解散决定。24日,《南华早报》以肯定语气报导支联会已经决定解散。

不过,支联会留任常委对此均不作回应。梁锦威仅仅表示,支联会近日开会,因应政治时势,讨论组织的不同选项;副主席邹幸彤则响应指,根据支联会章程,是否解散需要留待会员大会决定,又指相关报导是一种“威吓”。8月30日,《明报》再报导指,有会员向该报投诉,支联会并未通知召开会员大会,质疑管理层是否拖延解散。同一日,《南华早报》报导,警方表明一个机构解散,不代表不会继续被检控。

“如果轻易解散,觉得愧对前人,愧对支记的招牌,”邹幸彤说,她承认目前机构内部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解散救人”,以机构解散换取免于检控,另一种认为“应该保存公民社会的力量,不觉得不停跪低就可以救人”。

邹幸彤尽量撑住。警方向她个人发信,表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附表5,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外国代理人”,要求该会9月7日之前提交一系列数据,如果不交的话,最高罚款10万及监禁半年,邹表示,“我肯定会不交的,要吿就吿。”

目前,邹幸彤已有两案在身。2020年六四事件31周年,警方首次拒绝批准集会,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市民仍自发前往维园集会,随后24名民主派人士以“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捕,其中包括蔡耀昌、邹幸彤、麦海华、梁锦威、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联会多人。目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已判刑在囚。到了2021年,警方再次拒绝批准集会,邹幸彤以个人名义来到维园,警方之后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拘捕她,之后取消保释,邹一度还押,至8月初重新获得保释。

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2021 年 9 月 7 日,香港支联会成员在警察总部前向媒体发表讲话。(路透社)

面对史无前例的高压形势,无论是机构抑或个人,都面对艰难的挣扎。作为支联会常委,黄志强多年来分管组织部,每年负责筹备六四烛光晚会,对于维园的地形、面积和人流管理,他如数家珍。今年,他决定于六四当晚留守家中。

“他在发癫的时候你没有理由行过去,等他发癫发完了,再算,”他说,六四当晚他一个人在家中点燃蜡烛,一整晚循环播放《民主会战胜归来》,他说自己没有喊,以往20多年,“已经喊得太多了”。

他最不能忘记,1992年,自己第一次当选常委,参与筹备晚会。站在晚会大台上,看见维园人头汹涌,人人手持蜡烛,气氛肃穆,大台上喊举起蜡烛,声音由近到远传遍辽阔的维园,烛海也从近到远波浪般升起。

“不到你控制的,眼泪就一直流,”黄志强说。

无论支联会前路如何,众人都明白,此情此景,以后难以重现。“到时候你申请地方,对不起啊,工联会申请了搞足球比赛喔,book了整个六月初,到时候(维园)空荡荡的。”麦海华说。

今年,麦海华年届70,黄志强和蔡耀昌50多,梁锦威和邹幸彤30多岁。他们一致的想法是,不会离开香港,继续留在这里,做点事。蔡耀昌说,起码争取支联会还在,或者“还有一些人在”,每年还可以去尝试申请办六四集会。

“无论最后来的是大浪中浪抑或小浪,我们都不会没有损失,但不希望是完全lost,可能之后有另一啲方法做到过去的事,”蔡耀昌说,“无论如何都好,下年是不是支联会去搞六四,或支联会是否还在,但支联会有一些人在,都有其他方式去做到部分的事。”

邹幸彤说,她已经做好一定程度的坐牢准备。她说,近日,朋友们相约饮酒,大家问的都是“你可以接受坐几耐?”

有人答:“10年。唐英杰都要坐9年,我们这些至少坐10年。”

“你会不会乐观了少少?”朋友这样回。

文章来源于自由亚洲电台: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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